婁：其實是男導演比較通常的選擇吧，我覺得。一般都願意走這條路，因為這條路比較容易可以呈現很多細膩的感情變化。但我並不是強調一種普遍共通的女性特質。比如說《頤和園》裡這四個角色是不是這一代的代表？我說肯定不是，這四個人只能代表他們四個人本身。這個事實上跟女性問題是一樣的，你不能說餘紅是這一代女性的代表，這不是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這人是一個個案、一個特別的例子，但是這個特別例子又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建議。她是這樣生活的，她碰到這麼多問題，那麼她本身問題的提出實際上就對其他人有所建議。別人可能會說，「啊，她是這麼想這件事情的啊！她是這麼處理這件問題的。」因為可能她碰到的問題別人也會碰到，別人會聽到、或知道、大概了解。但是當她處理這件生活問題的時候，別人可能不是這樣處理的。所以這是一個個人的事情，不是要代表什麼。
問：相較之下，《頤和園》的戲劇結構蠻清楚的，我們能很清楚的掌握到故事的主人翁，以及視角。可是在《蘇州河》裡面，觀眾都不太曉得馬達、美美到底在想什麼。雖然有一個敘事者，但那位敘事者又會不斷的推翻、反駁自己前面的說法。當觀眾問到你的電影是真人真事改編的嗎？你回答：「電影內容都是虛構的」。但你在形式上又是追尋真實的，虛構與真實《蘇州河》裡變成一個非常奇特的結合，可不可以請您談一下？
婁：《蘇州河》實際上是關於一部電影的電影，在討論電影本身虛構的工作過程。這個虛構過程事實上不單單是電影才有，實際上每個人都有。你在街上看到一個人，你就會有想像，「這個人好像是有點問題，是不是喝多久了？怎麼走路走不穩。」這些都是你的想像。實際上你看到的那個人不一定是喝醉酒了，他真實的狀況沒有人知道的，但是每個人看到現實以後，會有一個反饋，這個反饋事實上跟這個人有關。如果這個人喜歡喝酒，你就會想，他是不是喝醉了？如果這個人是一個病人，你就會說，他是不是生病了？每個人的視角是不一樣的，所以想像也是不一樣的。虛構在生活裡也有吧，就是這個意思。你最後不知道是生活在真實裡面呢，還是生活在你設想的真實裡面，設想的真實就是虛構了。你是生活在一個真的現實裡面，還是你認為的現實裡面，那你「認為」的現實其實已經代表虛構成分了。馬達實際上是這樣的，片中的攝影事實上也是這樣的，最後分不清楚那個界線在哪裡。實際上這是不可能分清楚的，所以就不用去追求所謂的絕對的真實，攝影機前面不可能有絕對的現實。
而每部電影實際上是一個現實，但是這個現實是被製做出來的。我比較反對說，「你看，我的電影表現了現實」，我覺得這是撒謊。怎麼可能呢？這是你眼中的現實，換一個人就馬上變樣了。你為什麼說你眼中的現實是終極的現實呢？你這樣不是欺騙行為嗎？所以我還是願意說你看到的東西全部都是假的，這樣對我來說，我至少沒說謊，因為它是被製造出來的。再真實的紀錄片，也是有導演思想的，不應該利用這個現實對觀眾說：「你看，多真實啊。」
問：《頤和園》的故事背景是1989年的北京大學，那年夏天您從電影學院畢業，六四學潮以及天安門事件對你來說的意義是什麼？
婁：首先它是一個特別大的事件，那一代學生受到的震動是非常大的。從那以後，所有的人可能都改變了生活軌跡、想法、決定。一般歷史事件都差不多能做到這樣，一下子就能讓所有人都跟過去斷裂，從此之後就改變了，原來想的所有的事情都改變了。所以這個時間點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八九年那時候我也處在那個狀況裡面。八九年六四前後，大學生談戀愛簡直是瘋了一樣，也不知道為什麼。通常革命來了，戀愛也特別忙（笑），這可能是全世界都一樣的。在遊行隊伍中，全部都是一對一對的。有一個必然的規律，就是說在受到外界壓力的時候，可能戀愛是一種自我紓解的方式；性可能也是，否則不可能有那麼多類似的情況發生。每一次很大的社會動盪，都可以看到很撕心裂肺、轟轟烈烈的愛情。這是有規律的，這正好說明了大環境跟個人的關係。
當一個個人承擔不了大變化的時候，你需要用別的方式來讓自己堅持下去、承擔下去。比如說愛情，或者是性愛，這都是一種方式。或者說認真讀書、創業，也可以啊。但這實際上是一種扭曲的表現，是一種變化，已經不是正常的狀態了。所以如果說人正好是在那種混亂的狀況裡面，你會看到很多混亂是相同的。愛情的混亂和社會的混亂是一樣的。你很難說六四是怎麼變成那樣的，怎麼會六四早上開槍呢？不是簡單的鎮壓，或是說反抗，不是。前面持續大概有兩個多月的時間，學生與政府之間過去、過來、談判，雙方進行了一種像談戀愛一樣、你來我去的糾葛，實際上結局是共同造成的。這個事件對整個中國的影響，從現在來看是正面的。也就是說，六四的結果是特別悲傷的，但是實際上對雙方都有教訓作用。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就是，政府方面認為，如果不再繼續經濟改革、不繼續開放下去，還要鬧更大的事情了。所以政府當時是堅持繼續改革，使得後面有九三年的經濟騰飛，你不能說這不是六四的功勞。否認八九年的作用是非常荒謬的，正因為有這個，所以說大家都知道（中國）不能關閉起來，不能重新回到那樣，必須往前走。這是好的方面。壞的方面是，一直到現在還壓制。比方說對言論的壓制，因為政府害怕，同樣是因為八九年。所以你很難說這只是一個特別大的歷史事件，它引起了很多好的變化，同時也引起了很多壞的變化。對一般大眾來說，一方面所有人獲得了很好的生活環境，生活有了特別大的改善；但另一方面、精神方面是缺失的，這是顯而易見的。
問：為什麼會在相隔十多年之後才選擇拍這個題材？
婁：我認為八九年雙方都是在一個激情、衝動的狀態，政治和愛情是一樣的，離開一段距離可能就會冷靜下來。比如說我剛才對八九年的理解，十年前可能不是這樣，我還無法這麼冷靜地理解，我還很可能認為學生是對的，或者政府是錯的。但是現在我就可以說，可能雙方都有問題，雙方行動的來源都是來自於一種衝動的情緒。這情緒完全就像電影裡談戀愛那兩個人一樣，都是來自於情緒。就像是周偉在宿舍裡打餘紅耳光，打完就後悔了，就像政府一樣。政治上來說，八九年以後政府是後悔的，但是他需要時間，他又不能承認，又想挽回。所有暴力之後的做法就像談戀愛的兩個人一樣。要我說，八九年是學生和政府談的一次戀愛，而這次戀愛談得特別轟轟烈烈、特別要命、特別頭疼。談完之後的十年根本沒辦法正常來談另一個戀愛，因為太難受了，誰都擺脫不了，這是對雙方來說的。等於是政府把學生打在地上流血，然後又覺得是不是過了？那就發展經濟吧！讓大家生活好一點吧！但問題是，倒在地上的人血擦乾淨很容易，但是對心靈的刺痛又是另一個問題。所以說這是一個互相的過程，整個九十年代是在這樣的一個複雜狀況中往前走。忍氣吞聲、思前想後，又非常堅決的要往前走。有時候雙方的目的是共同的，有時候又差很遠，一直在交替。所以西方觀眾可能不太理解為什麼八九年動亂之後，我還繼續拍這麼長時間的故事。有西方評論說電影後半部分太長了，這是很幼稚的，因為他們不了解中國。
問：《頤和園》的故事結尾，似乎餘紅本身或者導演都沒有給這十年感情下個價值判斷？
婁：沒有判斷，我還是關心主人公的內心吧，因為我關心不了太大的政治問題、歷史問題。要一部兩個多小時的電影關心這個，不太可能的。我關心最多的就是女主人公會怎麼樣？她心裡頭受到什麼傷害？她是怎麼來紓解這種傷害的？餘紅這個角色差不多完全是活在黑暗裡面，但是她是在享受一種黑暗。她一開始是被黑暗所壓制，但是慢慢實際上她是在享受那種黑暗的東西。這是餘紅的方式，我也不說這種方式是對還是錯，是一種緣，很特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