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不久前在《臺灣電影數位博物館》上載了一份最新彙整的「1955-1981年間台語片作品資料查證與首輪上映紀錄」（下文簡稱「台語片資料查證稿」）。自己過去由於要研究廈語片，對台語片已有一定關注。來到台灣之後，對整體台灣電影史都想認識。我讀過多本台語片的書，其中多本都有提供台語片片目。這份「台語片資料查證稿」以過去多份片目為底本，查證了《聯合報》及《民聲日報》，再輔以其他報紙及文獻，提供的不止是最早的上映日期，而是不同戲院由上片到下片的日期，相信是目前台語片上映紀錄最完備最準確的一份了。

我自己的經驗，電影歷史研究的起點往往就是準備一份片目。我之前研究廈語片、潮語片、嘉禾電影公司、黑幫片、瓊瑤電影，都是如此開始。片目為研究建立一個整體觀，為每部獨立的影片配上坐標，令研究者知道它相對其他電影的位置。我對閱讀片目甚至有種癖好，凡見到一份片目便會用心讀一遍，片目資料準確完備，細心閱讀之下，資料自己會向研究者呈現出值得思考的問題，這些問題可以是製作片目的人無意為之。我便曾在研究廈語片時，為了解決一個片目上的問題，考查出一部與粵語片《香閨春暖》（1948）同一幕後團隊同一時間攝製的不知名廈語片，原來是另外一部很有名的廈語片（編註：可參考蒲鋒文章〈廈語片的粵語片聯繫—由《破鏡重圓》和《香閨春暖》談起〉，刊於香港電影資料館《通訊》季刊第60期）。另外，自己多年來曾以不同崗位參與香港電影資料館的《香港影片大全》編目工作，無論就片目內容及很多技術性細節，都有些經驗和想法。看著這份「台語片資料查證稿」，也有些想法可以提出來討論。

閱讀「台語片資料查證稿」，除了最主要解決影片上映日期的問題，看得出它發現了一些新資料，對舊有資料作修訂。最明顯一項，是找到一些過去收入的台語片實非台語片，建議可以剔除。其中有香港製的廈語片（《財色迷人》（174）、《恩愛小夫妻》（180）、《蜈蚣蛤仔蛇》（183）等¹，以及粵語片《雙孝子月宮救母》（227）、《夜光杯》（259）、《夜光杯完結篇》（268）等，也有些國語片過去誤收進台語片的，如今都得以釐清。此外，對1958年的《三美爭郎》（73）和1960年的《三鳳奪凰》（200）或許是同一部影片，提出了很合理的疑問和細緻的追查紀錄，相信未來不難得以結論。此外，它根據廣告找到了一些電影的原著來源。像指出1962年的《武當小劍客》（254）及《武當小劍客下集大結局》（255）竟然是改編自王度廬的小說《鶴驚崑崙》，對武俠片研究便相當有意思。還有1965年的《地獄新娘》（610），今天慣常的說法是改編自《米蘭夫人》，它卻列出廣告詞「黃中一廣播劇《古樓深恨》搬上銀幕。」則很可能在《米蘭夫人》和《地獄新娘》之間，還有一個黃中一的廣播劇《古樓深恨》作為改編中介，假如找到《古樓深恨》的資料，相信對《地獄新娘》的改編情況會更了解得更多。還有1965年的《請問芳名》（655），見到名字的第一個想法，當然是它會否改編自那本著名的日本小說？編者在備註提供了答案：「民聲日報廣告寫本片改編自菊田一夫的暢銷名著《請問芳名》。」以上都見到編者的細心和工作態度的認真，也令到這份「台語片資料查證稿」比過去的台語片目對研究者更有助益。

另一方面，我也比較遺憾，「台語片資料查證稿」的故事部分，只有拷貝留存的影片才有。我明白這只是現階段的狀況，以後自會陸續補充。但到底有點失落，因為我己習慣單憑電影故事，追尋電影的各類文本來源，對認識一個電影傳統的脈絡相當有用。相信還要等相當日子，才會有機會在這方面著手。

還有些地方更值得討論。其中一個稱為「主題」的項目，實是指該片的類型，它採用的是梁良編的《中華民國電影影片上映總目》對該片所作的分類。梁良編的《中華民國電影影片上映總目》本身是非常有價值的工具書，到今天還未有一本能取代，但是在標示類型上它有不少問題。首先，有一些類型詞應可準確清晰一點。它既有「倫理」，也有「家庭倫理」，這兩者沒有分別，應可揀一個來用。假如依蔡國榮在《中國近代文藝電影研究》一書的說法，文藝片可分愛情及家庭倫理，則類型分成愛情及家庭倫理後，已不必再補上「文藝」一詞，因已隱含。現在片目「倫理」或「愛情」有些另加上「文藝」，有時沒有，大可把「文藝」一詞一概取消。又如《薛仁貴與柳金花》（22）及《薛仁貴征東》（27），主題作「戰爭／歷史」，「戰爭片」在類型上一般都指現代戰爭，不宜用於古裝。影片中的薛仁貴故事也不是歷史劇，而是演義小說的改編。傳統歷史演義小說改編的電影，類型不妨就稱為「演義」，肯定比用「歷史」好。同樣標作「歷史」的《慈雲太子走國》（60）用「演義」當較準確。前後做法不一致的一個明顯例子，是1963年的《薛平貴與王寶釧》（395）、《三龍奪明珠》（397）均標「黃梅調」，但廣告詞寫明是「全部台語黃梅調對唱」的《五娘思君》（502），卻標「戲曲」，依習慣宜改為「黃梅調」。台語片竟然出現了三部黃梅調電影，看來李翰祥、凌波的《梁山伯與祝英台》對台灣的文化衝擊也影響及台語片，倒也有趣，這個現象之前好像未有研究者留意到。

此外，分判類型上宜盡量精簡，標出主要類型即可，不宜多列。假如類型已說了是「歌仔戲」，其他形容大可不必，像《白蛇傳》（30）的「歌仔戲／民間故事」，又或《金壼玉鯉》（106）的「歌仔戲／愛情／家庭倫理」簡化只作「歌仔戲」應該較好。而且既然標示歌仔戲，已隱含它是戲曲片，也就沒必要再加上「戲曲」，像《六才子西廂記》（1）的「歌仔戲／戲曲」，《薛平貴與王寶釧》的「歌仔戲／戲曲」。同樣道理，《雙雄大鬥雙假面》（233）的主題作「古裝／武俠／奇情／特攝」，《爬山虎》（612）的「武俠／動作」，《怪俠燒酒仙》（831）的「古裝／武俠」均可簡單作「武俠」。有關「主題」部分，從判定一部作品的類型角度，我自己傾向用精簡為原則，但假如從「主題標籤」（hashtag）的角度來看，則下五六個主題反而更合理。只是主題標籤並不需依從類型的角度來下，例如「改編作品」已可以下一個。關於「主題」和「類型」如何處理的原則，本身便是一個值得討論的題目。但無論採用那個模式，《中華民國電影影片上映總目》的處理都有一些問題，不宜簡單襲用。

此外，《中華民國電影影片上映總目》有一些明顯的錯誤。像《三鳳奪凰》（200）作「武俠片」，編者記載了由影片整理出來的故事簡介，該片很明顯是部時裝愛情喜劇，編者應已知道《總目》有誤，但仍無奈襲用。此外，《紅姑與陳繼志》（285）是武俠名作《江湖奇俠傳》的一節，《總目》大概用了廣告的其中一個詞「民間故事」，當然不如標為「武俠」適合。其實，影片上映時的廣告用詞，常有界定該部影片的一組詞彚，那些詞彙極之有參考作用，但卻不宜盡依，《紅姑與陳繼志》即為一顯著例子。我們其實可以憑藉對中外新舊文學的認識來作判斷。而辨識改編來源的工作又是另一個問題，跟著可以進一步細談。

這個階段的編者，大概是以核對報紙廣告為主，於是見到報紙廣告有宣傳該片改編自甚麼作品的便記下，供下一個階段工作參考，現階段並不求完備。編者既錄下了兩集《武當小劍客》改編自王度廬的《鶴驚崑崙》，當然知道《羅小虎與玉嬌龍》（165）改編自王度廬的《臥虎藏龍》，相信由於廣告沒寫，編者便沒有寫進去。我自己對這方面素有興趣，順便跟進了一下一些有趣的個案。1958年的《孤兒怨》（91）備註說「1932《女優奈奈子裁判》改編」。我順手一查，找到學者邱坤良的一篇論文²，提到《女優奈奈子裁判》（邱譯為《女優奈奈子的審判》，最初的作品原是美國劇作家巴耶特．魏理爾（Bayard Veiller）1929年的劇作《瑪莉杜根的審判》（The Trial of Mary Dugan），由日本作家小林宗吉1931年翻譯成《女優奈奈子的審判》，1940年代前期由台灣新劇編劇李永生改編成台語版的《奈奈子的審判》，其後被多個新劇團「偷戲」、「假借」。有趣的是，邱坤良幾乎考查盡《瑪莉杜根的審判》在美國、日本、台灣的話劇電影改編以及各種變體，唯獨沒有提到《孤兒怨》這部電影。假如知道原來《孤兒怨》是改編自《女優奈奈子的審判》，相信邱一定會跟進一下，影片雖已失傳，假如有類似故事大綱的資料留下，當可為該篇論文增加多一點有用的參考。我自己近年也在寫一篇文章談法國劇作《X夫人》在美國及華語片的改編和流傳，《女優奈奈子的審判》竟然提供了一個我意想不到的淵源，可以加添進去。我上文說目錄做得好，會為研究帶來沒有人事前想到的成果，這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廣告詞卻又不可盡信。好像1957年的《失妻得妻》（53），「台語片資料查證稿」的備註說它「民間故事《珍珠衫》改編」。我在《臺灣電影數位博物館》看該片在《聯合報》的廣告，確有「哀艷離奇民間故事」「原名：蔣興哥重逢珍珠衫」的字句。但是稍有中國文學常識的人都知道，〈蔣興哥重會珍珠衫〉出自明末馮夢龍編撰的小說集《喻世明言》。電影的報紙廣告對象是一般觀眾，當然不必講究，但是作為後來的研究者，準確標示它的原作來源應該比泛稱它作「民間故事」合適。

當然，要考究一部電影的故事來源，過程可以相當複雜。這裡舉一個我以本片目作演練的例子。1962年有部李清顏編劇的《蜜蜂計》（322）。《蜜蜂計》不是著名的傳統劇目，但剛巧粵語戲曲片也有部《狀元巧破蜜蜂計》（1963），二者看似有同一個來源，於是便想查考一下。「台語片資料查證稿」沒有說它的來源。查看廣告，廣告詞有「一部本省流傳民間故事」「後娘施計害前子，孝子明知中計而上計！城隍廟前來告狀，小鬼捉奸來審判！」「借屍回陽見夫君！良才飄流遇艷史！顧家安爺中金榜題！」「傷心媳婦血枯井埋冤」等，已提供很多情節參考，與《狀元巧破蜜蜂計》十分類似。再查考之下，後母害繼子，自己身上塗蜜，讓蜂侵自己，繼子為她趕蜂，反而令父親誤會兒子輕薄後母，逐子離家。這樣的故事，最早出自東漢蔡邕的《琴操》，原來講的是尹吉甫逐子。到《東周列國志》，轉為驪姬害申生的故事。京劇《蜜蜂計》即用驪姬故事。清朝又有不知名的作者寫了一本名為《蜜蜂計》的十回小說，收在《話本十四種》一書。小說的故事背景是漢代，除了主要劇情蜜蜂計外，還有繼子董量才的妻子冤死，後來借屍還魂的情節。對比廣告上「借屍回陽見夫君」，與及主角也叫「良才」看，台語片《蜜蜂計》是以這本清人小說而不是以更早版本的故事為藍本無疑。但即使這樣，我們仍無法斷定在清人小說和台語片《蜜蜂計》之間，沒有一個中間的版本，例如歌仔戲版本。追溯一部電影原著是一個相當複雜也有趣的過程。因此同樣是創作來源，很合理地應有兩種寫法，一種是可以真接標示其為原著的，像《孤兒怨》的原著是《女優奈奈子的判決》，但另一種像《蜜蜂計》的，則不妨稱之為「源出」。台語片目中很多歌仔戲電影和「民間故事」片，不妨標出其「源出」作品。因為原創或改編，對認識和研究一部電影是極之重要的因素。

另外，我也有個比較大膽的建言。「台語片資料查證稿」的上映紀錄，只做了台灣本土的，而不包括它在外埠的上映紀錄，我估計主事機構暫時應沒有計劃這樣做。我之前已有文章談過，台語片曾以「廈語片」的名義在東南亞上映。但是曾有多少台語片到過東南亞放映，卻一直沒有人作過認真的研究。香港生產的廈語片在1961年嚴重走下坡，到1964年便完全結束。那時台語片卻正逐漸興旺，那麼1961年之後廈語片在東南亞空出來的市場，究竟有否被台語片取代了，還是廈語、台語片是同時失去東南亞的市場？把台語片在東南亞的上映情況也一併作紀錄，相信對解答台語片很多歷史問題都會提供極有價值的參考資料。東南亞的市場有幾個，也不必全都做，只集中星馬兩地便可。

最後，上載「台語片資料查證稿」，除了盡早給研究者運用，相信也是把它開放給使用者提出需要修訂補充的回饋，以下也提供個人留意到的幾項：

《誰的罪惡》（51）女主角作陳淑芳，但《誰的罪惡續集》（97）、《誰的罪惡完結篇》（100）女主角均作「陳淑芬」。由於陳淑芳是今屆金馬影后，我特別敏感，於是查廣告，第一集固是「陳淑芳」，續集的廣告也作「陳淑芳」，完結篇則作「陳淑芬」，看來似是完結篇的廣告誤植了。

1966年的《夜光双飛俠》（662）、《夜光双飛俠完結篇》（663）有港星于素秋、麥基等參演，備註也註明是「台港合作」。于素秋曾與陽明合演過一部有點科幻感的時裝動作片，我曾看過，看來應是這兩部影片。這兩部影片在香港的名字是《女飛俠》和《女金剛》，均是在1966年以粵語上映。而且兩部影片都保存了下來。這項信息相信對片目有一定意義。

有部粵台國語混用的影片，「台語片資料查證稿」找不到記錄。這部影片名為《四海一家親》，香港1963年11月27日上映。由申江與香港的龍圖聯合導演。台語影星矮仔財、楊渭溪參演。攝影師是賴成英、剪接沈業康、道具林啟瑞，都是中影的人，應是在中影攝製。我見「台語片資料查證稿」有收入國台語混用的影片，看來依習慣應該收入，估計編者不知道它存在。本片youtube有片可看，不妨查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