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亞電影近年發展蓬勃，成為全球影壇關注焦點，許多來自東南亞的電影創作者在國際影展中發光發熱，包括來自新加坡的陳哲藝、巫俊峰；馬來西亞的陳翠梅、馬來西亞裔的廖克發、緬甸裔的趙德胤；菲律賓的曼多薩（Brillante Mendoza）、拉夫狄亞茲（Lav Diaz）；泰國的阿比查邦、阿諾查蘇維查康彭（Anocha Suwichakornpong）、納瓦波坦榮瓜塔納利（Nawapol Thamrongrattanarit）等創作者。而國際製作公司包括HBO Asia、串流平台Netflix等也進駐該區，選擇在新加坡設立亞洲辦公室，投入影視作品的開發與製作，陸續產出國際合製的影視內容，為東南亞影視產業帶來豐沛能量與更多契機。
如以地理版圖來檢視，東南亞地區幅員遼闊，包括共十一個國家：柬埔寨、寮國、緬甸、泰國、越南、馬來西亞、汶莱、東帝汶、印尼、菲律賓和新加坡，總人口超過6.3億，是具有極大商業潛力的電影市場。同樣的地理概念也沿用至電影產業上，不管是電影製作補助獎勵辦法，亦或是商業發行的策略規劃，至今仍時常以「東南亞」整體來考量和部署。然而無論檢視本地電影院普及率、市場與政策成熟度、出產作品在全球市場的占比，東南亞都還有非常多努力的空間，卻也代表該區域無窮的發展潛力。
筆者因參加本屆柏林新銳營而結識三位來自東南亞的優秀製片，特別邀請她們接受《放映週報》的訪問，和我們聊聊身為來自東南亞製片對於產業的一些觀察與心得，也分享柏林新銳營的參加經驗談。
——請問你是如何踏進電影這一行？你的第一部電影是什麼時候？
我從小就喜歡看電影和電視，我一直知道自己想要加入製作影像的團隊。當我明白要拍電影其實沒有這麼容易，我就下定決心去讀電影，並且嘗試任何可以入行的機會。
我第一次加入電影製作的經驗是和「Akanga Film Asia」這間公司，他們製作了《幻土》（盧卡諾金豹獎得獎作品）、《徒刑》（入選坎城影展一種注目單元）和《黃鳥》（A Yellow Bird，入選坎城影展導演雙週單元）。我當時是實習的製片助理，那真是非常難忘的經驗，因為我跟片跟到叢林最深處大概有三十天，結果最後那部片並沒有被發行。那幾乎是軍旅般的生活，我們每天天亮就要起床然後跋涉到叢林裡面，待到天黑才離開。雖然過程非常艱苦，我卻對於這部作品產生奇妙的連結——不管是在現場或是後期。
另一個對我而言非常特別的時刻是在準備《親愛的大笨象》（POP AYE）前製時，當時有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有待整個團隊去解決，那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就在這樣艱難且始料未及的時刻，我突然有一種頓悟，於是很平靜地想著：也許做製片就是我自己能賴以為生的職業，一切就很自然而然地迎刃而解了。
——你在工作時是怎麼樣的人？你的工作方式是如何？
——你曾經擔任《親愛的大笨象》的助理製片，你也曾經和陳哲藝合作過《熱帶雨》，以27歲的年紀來說你已經達成了許多。在你的製片生涯裡，有沒有你最難忘的事情？當你在製作《熱帶雨》時，什麼是最困難的事情？
我會一起回答這兩個問題，因為對我來說他們是相關的。
我覺得很難去評論一個人的工作風格，拍片永遠都是非常緊繃的。身為一個製片你總是希望跟傑出的導演合作，並且幫助他們實現電影的世界。這份工作某部份是等待並解決期間會遇到的問題，我非常幸運在我開始踏入這一行就遇到非常好的導師，他們教我非常重要的事情，並且形塑我的觀念和哲學。有兩件事情一直跟著我：（一）對（進行中的）電影／計畫有信心。（二）照顧好自己的團隊——都是製片非常重要且基本的原則。
根據不同的案子和合作對象，製片的工作內容總會不斷地應變調整，我要做的是，盡量確保每次都能接到最好的案子。我非常有幸能夠和陳哲藝一起合作《熱帶雨》，對我來說這是一個超重要的機會，而陳哲藝也非常難能可貴的相信並選擇和我這麼一個年輕的製片一起合作。我們組成一個團隊，熱愛我們完成的作品，團隊的信念讓拍片現場彷彿有魔力。
我們在拍攝《熱帶雨》的時候，為了呈現出陳哲藝心目中電影的樣貌和細節，要從我們擁有的資源著手，期間遇到非常多困難與問題。新加坡對於電影拍攝不是非常友善，尤其是獨立製作。《熱帶雨》更是難上加難，天氣在片中扮演相當關鍵的角色，真實反映了女主角的心境變化，而電影有百分之八十都是在雨中拍攝，所以執行起來非常有挑戰性。我們用非常土法煉鋼的方式做出下雨效果。非常辛苦的美術團隊做出灑水裝置，為了達到心目中的樣子，事前有許多計畫、嘗試與準備。整個過程非常困難，但我相信好的電影總是困難的，只要有我尊敬的優秀團隊，所有事情都能順利一些。
——東南亞電影近年發展蓬勃，也深受國際影壇注目，在這樣的浪潮之中，你如何看待自己身為一位東南亞製片？東南亞的製片法規和補助系統也和台灣或其他亞洲國家不同，你自己有什麼觀察？
在我們東南亞地區有許多故事和人才，我也很期待看見越來越多的作品能走上國際的舞台。東南亞製作的電影近幾年有越來越多入選A級影展，也在世界各地的電影院中放映，加上來自政府和私人資金，現在真的是一個令人興奮的時間點！身為一個製片，我很高興能夠和這裡的電影創作人才合作，製作出自於這個真誠的地方，並且與全世界的觀眾產生連結。
新加坡剛成立了一個東南亞合製基金——一個補助來自東南亞且非新加坡籍電影創作者的補助。製作團隊必須要有一位新加坡人，還有一位來自東南亞其他國家的成員。菲律賓也公佈了一個類似的補助，而我把這些補助看作促成東南亞各國之間電影合作的催化劑。我非常期待看到東南亞出現更多合作以及夥伴情誼。
——你能不能聊聊你的最新計畫《阿諾是一個模範生》（Arnold is a Model Student，暫譯），台北電影節兩年前做過這位導演索拉育‧帕巴潘（Sorayos PRAPAPAN）的專題，台灣的影展觀眾或許不會太陌生，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故事？你是如何加入這個計畫的？
我是《阿諾是一個模範生》的共同製作人，這是索拉育‧帕巴潘的首部長片作品。本片以一種諷刺的角度呈現主角——一位曼谷高中生的生活去討論泰國社會中的不公平與腐敗。阿諾是一個學校裡的模範生，學業成績總是表現得很好。但是他和泰國其他總是守規矩的學生不一樣，他勇敢對抗老師並拒絕遵守學校毫無道理的規定。有一天，他涉入了一個知名軍校入學考試的作弊行動。儘管他一開始對於作弊有些遲疑，但是他對於道德的評斷標準已隨著整個過程動搖了，因為他逐漸明白在泰國的社會裡，作弊的人總是能夠得到好處。
這是我第一個在新加坡之外製作的案子。我個人對於泰國有很深的情感，因為《親愛的大笨象》就是在那裡拍的，我很開心能夠加入這個案子，也因為我非常喜歡帕巴潘的短片。他的作品總是讓我又哭又笑，我也對他的電影與其情感非常有信心。身為一位新加坡的製片，我看見這部作品的潛力，以及題材的國際性，即使故事設定在曼谷。帕巴潘的電影特別擅長以輕巧的手法處理嚴肅題材，讓不分國界的觀眾都能夠對於這部電影感同身受。
——這次參與柏林新銳營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心得或收穫？
新銳營非常值得！我完全被第一天新銳營節目經理Florian Weghorn提到關於巧合的概念啟發，也完全總結了新銳營這個平台的精神所在：提供機會與來自全球八十多個國家的電影人產生連結。巧合和合作對於所有團隊來說都很重要，新銳營期間整個禮拜每當我與人相遇，我都會想起這個概念。
這也和我的公司Momo Film Co.信念一致。當我在柏林的時候，我遇到很多想要合作的電影人。我將會擔任越南導演Linh Duong（本屆新銳營學員）首部長片作品的製片。該片背景設定在2000年初河內市郊的一個小鎮，主角家庭主婦譚（Tam，暫譯）試圖作法挽回老公的愛，她的女兒哈（Ha，暫譯）則幻想和她的不老實砲友共築一個國外美夢。這個案子還在初步開發階段，新銳營促成我們這次的合作，我非常感謝這次機會！
——對於想要從事製片工作的朋友，你有沒有什麼建議或是什麼話對他們說？
拍你喜歡的片並且堅持下去！
——請問你是如何踏進電影這一行？你的第一部電影是什麼時候？
2013年的時候，我共同製作和編劇了凱斯・德利格洛（Keith Deligeroe）的第三部電影《ISKALAWAGS》，那是我第一次接觸電影。在那以前，我在廣告公司上班同時在大學念書。我們的學校主辦米沙鄢影展（Binisaya Film Festival）由凱斯・德利格洛規劃。我在當志工的時候認識他，從那時候開始就在她拍的幾支廣告幫忙。當「Cinema One Originals」影展徵件的時候，他協助我寫《ISKALAWAGS》的申請。Cinema One Originals會給競賽單元中的影片製作補助，這也是許多導演開始創作的契機。
我完全沒有電影經驗，不過凱斯幫助我非常多。我們一起寫劇本、整理文件、提案簡報，很幸運的《ISKALAWAGS》被選進最終名單之中。為了專注在這個計畫，我辭掉我的工作，也放棄我原本的主修課程，改修只在週末上課的電影研究課程。
我們在一個小島上拍攝《ISKALAWAGS》，我們啟用當地小孩作為演員。我們劇組僅有非常基本的八個人，而我負責管理所有事情，一切在八個月之內拍攝而成。我們最終沒有在那個電影節中有任何斬獲，不過很多影評注意到我們的作品，也寫了非常正面的評論。《ISKALAWAGS》至今仍然被認為是2013年以來最好的菲律賓電影之一。
《ISKALAWAGS》就是我的電影學校，我很幸運能以這種方式開啟電影生涯。
——你在工作時是怎麼樣的人？你的工作方式是如何？
計畫和前置都應該規劃好並且照著時程走，否則實際拍攝的時候會造成日程延誤。不過工作風格真的要看導演，每個人有所不同，而且有自己的拍攝方式。例如凱斯就是不能遵照嚴密規劃日程拍攝的導演，所有事情都必須保留彈性。他會提前一天決定如何拍攝，所以一切東西都必須隨時準備好：場景、道具、服裝、演員等等。一旦拍攝開始，日程就很常變動，所以凱斯每次都必須和同一群劇組工作，那些能夠相信也理解他工作方式的夥伴。
而其他計畫和其他導演，事情就必須先規劃好。我會要求所有的人都要預先準備好突發事件的解決方案，因為事情永遠不會像計畫那樣進行。如果我和新的團隊工作，就必須準備好備案和解決方案，否則會很快亂了陣腳。最重要的是維持團隊之間一種合作的氣氛，從劇組到演員卡司，這會預留一些成長和探索的空間。
——你至今參與五部作品，在你的製片生涯裡，有沒有你最難忘的事情？有沒有什麼關鍵的時刻讓你覺得應該在電影這條路走下去？
我至今完成三部長片和兩部短片。現在我還有兩部短片正在做後期。
我會說凱斯的短片《巴比倫》（BABYLON, 2017）真的開展我的電影生涯。我們在QCinema國際影展贏得最佳短片獎，也入選柏林影展短片單元。收到柏林的邀請信那一天真的是非常令人難忘。我當時其實對於這部片能夠入選國內影展已經很滿意。凱斯的作品當然非常優秀，但是入選A級影展實在是意想不到。柏林之後，我就獲選成為釜山電影學院的一員。在韓國的六個月真的塑造我成為一個製片，給了我自信繼續這條路。
另一個難忘的經驗是參與寫作駐村。我想要將《巴比倫》延伸成為一部長片，然而我從來沒有自己寫過故事開發，我完全不知道該如何下手（先前的作品都是由我寫過的短篇故事改編成劇本）。我在羅馬尼亞鄉下和其他編劇一起渡過一段時間，我才知道大家都和我一樣在掙扎。只是因為事情很難並不代表做不到。我很興趣能和這群同學一起，他們理解我的出身——他們是歐洲人，我是亞洲人，但他們能懂我。
——你也負責策劃米沙鄢影展（Binisaya Film Festival）， 能不能請你再聊聊這個影展？策劃影展和製作影片這兩件事情有什麼樣的差別？
除了拍電影之外，我也幫凱斯執行米沙鄢影展。我們今年九月應該會慶祝影展的十週年（雙手合十祈禱）。影展主要是在宿霧市舉辦，除此之外我們也會在全菲律賓巡迴放映。這個影展是為了本地的電影人舉辦，提供他們一個可以讓作品被看見的平台，也是我們推廣宿霧電影的方式，也藉此培育出這座城市的電影文化。
執行影展就像拍電影一樣的充滿種種挑戰。首先，你必須申請補助，所以企劃書和時程最晚在六個月之前就必須提出。我們也曾有幾屆沒有拿到任何補助，但我們透過朋友和其他組織的支持和義務幫忙仍然如期舉辦了影展，因為他們相信我們影展創造出來的價值。我們非常依賴他們，他們讓影展每年能夠被舉辦，就像我如何依賴電影劇組一樣。
不管是影展或是拍片，最重要的是要觸及到觀眾。你如何說服觀眾放棄商業大片去看你的獨立製作？行銷和社群媒體策略能夠真的突破重圍並提升電影或活動的能見度。我們也常擔心投影與音響品質。這兩種技術細節真的能夠成就或毀掉一個放映活動，而我們最後才想到這些，常常是最令人擔心的環節。沒有什麼比黯淡的投影或是爛音響更毀掉一個觀影經驗的了。
影展和拍片同樣需要長時間籌備，而一切結束的比你想像還快。你總是希望投入的心血和時間能夠完全被看見而滿足觀眾。
——東南亞電影近年發展蓬勃，也深受國際影壇注目，在這樣的浪潮之中，你如何看待自己身為一位東南亞製片？
身為一位來自東南亞的製片現在真的是很好的時機，我們有許多未被講述的故事，還有一群新世代電影人躍躍欲試地探索種種可能。東南亞就像是潘朵拉的盒子等待被開啟，每個區域、每個島嶼、每一種文化都是獨特的，我的工作部分任務就是讓這些新興的聲音被注意到。在這個瘋狂的時代裡，人類感知間的距離逐漸被擴大，而電影和其他形式的藝術，則能夠減少這樣的距離。
或許製片也像策展一樣——淘選出需要的成分，再從中整理並建構出一個敘事。將敘事方式塑形，點亮故事的核心，這就是我想製片的方式。不是創作的人，而是塑形的人，輔助劇組中的領導角色， 將導演的視野賦予生命。
——東南亞的製片法規和補助系統也和台灣或其他亞洲國家不同，你自己有什麼觀察？
在東南亞各國間並沒有太多合製的機會，不過慢慢地製片們開始找到如何相互合作的方式。菲律賓的電影發展局（Film Development Council）開始了一個獎助計畫叫做「Film Philippines」，他們提供在菲律賓拍攝的國際合製影片一個機會。對於像我這樣的菲律賓製片非常有幫助，我們因此可以邀請更多國際團隊來亞洲拍攝。在這之前，我們幾乎沒有這樣的資源。菲律賓的電影幾乎都是私人投資，或許在不久的未來可以看見由政府資助的作品。
——你能不能聊聊你正在著手最新的案子，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故事？你是如何加入這個案子的？
我正在進行《螃蟹》（Cangrejo，暫譯）的前製，導演是蘇黎世．陳（Zurich Chan）。蘇黎世十年前開始拍片，正當他步上軌道之時，卻因為一些個人原因而放棄電影夢，而現在我們盡力讓他重返導演生涯。
蘇黎世過去六年都在發展《螃蟹》這個故事，現在終於準備好要向大家亮相。這個案子目前正在東南亞劇本工作坊（SEAFIC，Southeast Asia Fiction Film Lab）和「南方之聲電影工作坊」（Southern Voices Film Lab）中進行前製開發。故事設定在一個以觀光為生的小島上的村莊，但因為政治叛亂活動，遊客不來了，村民因此被迫靠捕蟹生存。三位主角努力嘗試逃離島嶼而產生衝突，就像被裝在桶中的螃蟹般將彼此往下拉。這是菲律賓社會的寓言，當我們仇視比自己成功的人時，我們稱之為「螃蟹心態」。
Cangrejo在西班牙文裡就是螃蟹的意思。這部片主要會說查瓦卡諾語（Chavacano），一種西班牙克里奧爾語言，至今仍在菲律賓的三寶顏市被使用。除了受故事吸引，我會加入這個案子也是因為這個特殊的語言。整個菲律賓存在超過一百種語言，但在電影院中你只能聽到一種。對於來自都市之外的電影人來說，我們用我們家鄉的語言，正如同我製作過的作品都是說米沙鄢語。即使在國際影壇的語境之中並沒有差別（因為閱讀字幕），但對我們來說是一種源於家鄉的驕傲。
——這次參與柏林新銳營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心得或收穫？
新銳營每年都推出精心策劃的節目。以實際參與的經驗來說，製片學員並沒有一個固定的時程，因此我們有很大的自由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去安排會議。非常開心能回到柏林並且和朋友見面，尤其是那些只有通過信或是透過朋友介紹耳聞過的朋友，終於可以見到本人。新銳營就是一個非常大的交流活動，所以我必須非常努力的去派對、講話、交流、吃飯、在派對中跳舞等⋯⋯（笑）。但是真正的重頭戲在活動之後，發信和潛在的合作夥伴建立起關係。我目前正在努力和一位見過的導演發展一個案子，所以我能說這次旅程非常有收獲。我也去了歐洲電影市場展很多次，就是去四處看看也感受一下市場的能量。
入選新銳營就像得到一個榮譽勛章一樣，就是對我自己說：「耶，我真的是一個製片，我不是來鬧著玩的。」我知道自己其實還有很多需要努力的地方，不過至少現在，我絕對會繼續努力。
——對於想要從事製片工作的朋友，你有沒有什麼建議或是什麼話對他們說？
建立長期合作的團隊——和他們一起成長，一起創造故事，一起找到能讓你脫穎而出的一種聲音。某種程度來說，這些人就是你的後援團隊。沒有什麼工作是輕鬆的，拍片也不例外。最好有這些能理解你的需求和創作過程的人。
同時也找一份可以支撐你的工作。拍片並不總是能夠賺到我們所需的錢。在案子之間的空窗期，你必須生存也必須支撐家計。接拍廣告、數位廣告、文案、設計，任何你可以接案的工作，這也可以讓你摸索其他創意形式。也要記得不管過程多麼的困難，讓它變得好玩。拍片很容易放棄，變得厭煩或是鑽牛角尖。但只要愛你做的事情，所有人就會追隨你，最後一切都會有回報。
我也認為最重要的是釐清身為製片的角色，當一個有創意的製片是非常複雜的。你是在拍片，不過最終結果會是導演的作品——他們的觀點以及他們想對這個世界說的話。一個良好的合作關係最重要的是，在你和導演間設立一個清楚的界線。
——請問你是如何踏進電影這一行？你的第一部電影是什麼時候？
有一位很重要的朋友一直和我說關於電影的事情，因此對於電影的迷戀就在我心裡生根了。我後來和那位朋友斷了聯繫，但是電影就一直跟著我走到現在。我在學校是主修大眾傳播，我的畢業製作就是我參與的第一部作品。
我應該提一下我的首部作品，這部電影奠定了我的基礎：陳翠梅導演的《丹絨馬林有棵樹》（A Tree in Tanjung Malim）。剛入行的時候，我很幸運認識了「大荒電影製作公司」（Da Huang Pictures，馬來西亞電影新浪潮先鋒）的團隊，那是在我前往台灣讀書之前。也因為他們，我完成台灣的學業後又回到馬來西亞，即使我許多朋友都還留在台灣。
——你在工作時是怎麼樣的人？你的工作方式是如何？
總體來說，我是一個非常專注而且很有組織的人。我在私底下並不是一個非常有執行力的人，譬如說我常忘記繳帳單，但我保證在工作的時候絕對會準時付薪水給大家。我是一個思考很專注且單一的人，我總是到拍攝期的最後才聽說劇組之間流傳的八卦。
「像水一樣不設限」（Be like water）就是我拍電影的方式（製片也是）。我認為自己就像是宇宙中流淌的水，溶融所有顏色和花紋的創意集合體，並引領他們往同一個方向流動。
——你其實是以演員身份入行，你覺得身為演員在鏡頭前和拍電影在鏡頭後，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我想最大的差別是當你身處不同位置，所獲得關注也會不同。當你站在鏡頭前，受人注意是好的；但當你身在鏡頭後，最好絕對不要受人注意，通常你在鏡頭後會引起注意，是因為你做錯什麼事而讓別人感到困擾。
我只能說自己不太喜歡受關注，這也是我沒有繼續當演員的原因。
——在你的製片生涯裡，有沒有你最難忘的事情？有沒有什麼關鍵的時刻讓你覺得應該在電影這條路走下去？
我沒有什麼特別難忘的時刻。每當我組織出一個好的劇組，也完成大家很滿意的作品時，我就覺得非常享受。
陪伴我渡過艱難時刻的，就是去電影院看電影，與一群陌生人一同坐在影廳裡，和所有人共享不同的情緒。那不僅僅是看大銀幕上發生的事情，也是感受一種氛圍，一種集體經驗。這樣的奇妙體驗讓我暫時忘卻拍電影時經歷的勞累和不舒服，讓我能像飛蛾撲火般繼續前進。我想我就是對於看電影有一種無可救藥的浪漫迷戀。
——東南亞電影近年發展蓬勃，也深受國際影壇注目，在這樣的浪潮之中，你如何看待自己身為一位東南亞製片？東南亞的製片法規和補助系統也和台灣或其他亞洲國家不同，你自己有什麼觀察？
浪潮難以捉摸，我身為一個製片，唯一關心的是製作對自己誠實而且真切的電影。
東南亞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地區，我們有相似但多元的語言和文化。我覺得東南亞仍然未被充分看見，這裡有許多迷人的故事等待被拍攝。在東南亞製作電影最大的問題是這裡盜版猖獗，而且公部門系統缺乏對於藝術電影（Art House）的支持政策。大部分補助仍然是營利導向，在這樣的系統之下，非商業電影的生存環境非常脆弱。
——你能不能聊聊你正在著手最新的案子《虎紋》（Tiger Stripes，暫譯），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故事？你是如何加入這個案子的？
《虎紋》是一個奇幻成長電影混合身體驚悚類型元素。故事關於一位正經歷青春期的十二歲少女札凡（Zaffan），她的身體產生非常戲劇化的變化，她因此必須決定是否要將這些變化在親友面前隱藏起來。
我自己生在一個保守的社區，成長過程也經歷許多掙扎。當我面對種種期許和規範，有時候為了維持表面脆弱的和平，也為了保護我自己，我也像札凡一樣，用衣服、沈默與謊言將自己隱藏起來。奇妙的是，在這樣隱藏自己的磨難之中，我更真正裡解了自己：一個難以合群的人。我難以抵抗地被導演兼編劇余修善（Amanda Nell Eu）故事中的札凡與女孩們給吸引住。
《虎紋》是札凡學習理解自己的身份，接受並愛自己的一個旅程。只有當她從躲藏中走出來面對現實並且勇敢做自己，這個旅程才算完成。
——這次參與柏林新銳營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心得或收穫？
新銳營對我來說非常耳目一新而且很有啟發性。我非常開心聽到一個電影團體能夠討論綠色（環保）電影製作。我們聊永續性，不僅從資金面向也觸及拍電影對環境的影響等。身為一個來自東南亞的電影製片，我忍不住思考南北半球社經狀態的差異。我也希望我們東南亞（南半球）也可以有對環保議題的相似討論。
面對面和電影人談話和閱讀紙本或觀賞影像是非常不同的，我非常慶幸在病毒肆虐之前參與了這次活動。
——對於想要從事製片工作的朋友，你有沒有什麼建議或是什麼話對他們說？
我不太確定自己是否有很好的建議。我會說：拍電影是一種特權。從中有所獲得，要善良而且公平。至少我們盡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