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夫片,是武俠電影的一個支部,也是蒲鋒的鑽研領域。講座開場他先談,三位宗師有個共通點:都是死後才出名的。他們是不是武林中最會打的高手?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們的宗師地位都有賴於門徒的宣揚。「中國人傳統,不能自褒。所以,要宣傳自己會打,都是稱讚自己的師傅,稱讚師傅就是宣揚門派威風。」宣傳推廣的管道中,文字與電影佔重要位置。
從霍元甲談起。蒲鋒敘述,1910年去世的霍元甲,生前僅是一介不甚出名的武師,約從1920年代起,開始被認為是中國最偉大的武術家。霍元甲最早的形象塑造,來自1916年〈大力士霍元甲傳〉專題報導,收錄在陳獨秀主編的《青年雜誌》(即對新文化運動影響甚巨的《新青年》的前身)。文章描述霍元甲的父親是武術家,最初嫌兒資質不好,不願傳授武技,但霍元甲偷學,硬是走上習武之路。其最知名事蹟,是力挫來天津表演、自稱「世界第一」的俄羅斯大力士。霍元甲聽聞大力士如此自稱,與之相約對決,此一情節影視作品多有表現。史實中,大力士並非武術家,恐怕只是類似馬戲團成員,這場對決甚至沒打成,可是這段描述成為霍元甲宣揚國威的重要基礎。之後,霍元甲來到上海,也四處向外國拳擊家約戰,但外國拳擊要戴拳套、不能動腳,霍元甲學中國功夫,不懂戴拳套打拳,這樣怎麼打?最後自然也打不成。「這幾件事,根本上只是文化差異,但從結果面來看好像是霍元甲重挫外國強權,在那個年代聽來是很動人的。」
霍元甲還有兩個重要故事:其一、義和團肆虐期間,四處騷擾中國教民(信奉天主教與基督教者),霍元甲挺身保護教民,重挫義和團,義和團被打怕了,敬霍元甲三分,從此不敢無端作亂。另一則是,日本武術家邀請霍元甲到道場,請霍元甲與日本柔道弟子比試,霍元甲其實已身患疾病,不想對打,當下雙方點到為止,但霍元甲返家隔天後病發身亡。講到此處,蒲鋒提點,聽眾應可聽出,許多武術家的故事都由此開展,好比徐克編導的《黃飛鴻之二:男兒當自強》(1992),片中黃飛鴻力戰白蓮教,就有霍元甲打義和團的影子。由此觀來,霍元甲留下的是「中國武術家」的原型素材,背後則有在列強侵犯、宵小橫行的背景下,中國武術如何自強的時代脈絡。
在霍元甲之前有多少武術高手?再會打也沒有辦法流傳到後世,關鍵就在『印刷』這個媒介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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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開始連載並風靡一時的平江不肖生小說《近代俠義英雄傳》,再以生花妙筆持續建構霍元甲的神話形象。蒲鋒表示,探討民族主義的名著《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提到近代的民族認同形成,與「印刷資本主義」(Print capitalism)有密切關聯,在他看來,霍元甲站上時代浪尖,也有賴中國的印刷盛行,與國家認同的時代需求。「在霍元甲之前有多少武術高手?再會打也沒有辦法流傳到後世,關鍵就在『印刷』這個媒介(media)的出現。」霍元甲於上海成名,而上海就是當時印刷品流通最迅速的位置。
接下來談到電影。第一部霍元甲電影是由吳文超執導的《霍元甲》,1944年在上海問世。此時的上海是日本占領地區,由汪精衛政權主導,製片家張善琨擔任副總經理兼製片部經理的「中華聯合製片股份有限公司」(簡稱「華影」)仍持續在拍電影,他們出品的電影被部分研究者批評為「漢奸電影」。然而蒲鋒強調,這樣嚴厲的標籤並不公平,華影拍的多是沒有政治宣傳的娛樂片,雖然也有在日本人要求下拍攝的宣傳電影,但也不時顯然一定的抵抗意志,不能一概而論。這部片在當年宣傳時用「洗雪東亞病夫恥辱」當標語,而故事用「霍元甲保護教民」作主題。再之後要到1972年,又有李小龍主演的《精武門》,透過「陳真」這個角色,來承襲霍元甲的傳統。
1982年,袁和平也有拍過《霍元甲》電影,但是,1980年代更重要的是一部電視劇《大俠霍元甲》,不但風靡香港,還傳到中國大陸,讓當地也掀起「霍元甲熱潮」。「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霍元甲的文化傳統經過香港流行文化的詮釋,再傳回中國大陸」,蒲鋒談,今天的霍元甲做為一個文化圖誌,背後便是經過數個不同的轉折點,才有今天的樣貌。
他往下舉例,霍元甲擅打「迷蹤拳」,大家都知道這個功夫名號,但是電影從來沒有認真表現過真實的迷蹤拳。原因為何?一部分就是香港的流行文化過濾掉了這個部分,香港人對「迷蹤拳」沒有甚麼嚴肅的理解,後來于仁泰拍《霍元甲》(2006),找李連杰主演,其實是用北方功夫,依然沒有表現迷蹤拳。「電影頂多用剪輯手法想像一下『迷蹤』,但對當時的製片背景來說,這是不這麼重要的環節,就被丟掉了」,蒲鋒也笑談,他有朋友會使迷蹤拳,他有幸見識,但可能放上大銀幕不見得好看吧。
霍元甲之外,「黃飛鴻」無疑是另一個宗師代表,而這個代表性人物,也是在「徒弟幫師傅出名」的大脈絡下誕生。蒲鋒說,黃飛鴻有弟子林世榮,綽號「豬肉榮」,而林世榮又有弟子朱愚齋,傳到第三代,朱愚齋會寫文章,便將師祖黃飛鴻描繪得虎虎生風。之後,黃飛鴻故事輾轉從文學到舞台,從舞台到廣播劇,再來就生根落地成為電影題材。1949年,第一部黃飛鴻電影問世,關德興主演的《黃飛鴻正傳上集之鞭風滅燭》,其後又有「奸人堅」石堅長期飾演反派,其中穿插有黃飛鴻系統的南方功夫,但武打場面中,關德興主要運用的仍是舞台式功夫表現方法。
講到此處,要先談談近代「功夫電影」中的門派之別。著名的「北派」與「北方武術」的涵義不同,「北派」專指舞台、京劇表演的系統,重肢體表現、翻騰技巧,如袁和平、成龍,便是北派武術代表。所以,除了南北功夫之外,還有「北派」自成一格。除了以上三種,又有一個類別讓人乍聽摸不著頭緒,就是中國官方頒定的「武術」,起源在於中國共產黨統治下,在五十年代批判傳統武術,而後將搏擊的技巧從武術涵義中抽離,往後,中國舉辦的武術比賽,其實真正意涵為「武術體操」。蒲鋒強調,大家聽到「幾屆武術冠軍」,不是代表他很會打,而是更貼近體操技巧的表演。所以,「北派」與「武術」這兩種系統,其實都是表演用途,而不是真正著重博擊技巧的格鬥技,「當然,現在的功夫動作片又混雜有更多國外技巧,像甄子丹就學過巴西柔術」,但那又是另外的事了。
史實上的黃飛鴻,擅使洪拳,是南方功夫。可是我們在電影裡看到的功夫表現常常是混用的,好比關德興在開打前,可能會用一個虎爪來象徵自己在使南方功夫,然而一旦開打,其實就又回到自己的功夫系統。「成龍的《醉拳》(1978)、關德興的《勇者無懼》(1981)⋯⋯黃飛鴻電影有很廣大的傳統,飾演者眾多,關德興一個人就出演了七十多部」,蒲鋒笑談,早期的黃飛鴻電影並非部部都好看,但足以讓黃飛鴻成為一個非常有代表性的影視形象。
蒲鋒特別推薦劉家良執導的《武館》(1981),劉家輝飾演黃飛鴻,片末與王龍威在窄巷的比試,不求剷奸而讓兩位武術家公平較量,蒲鋒認為是武打電影高峰。「黃飛鴻練南方功夫,擅使洪拳,在電影裡展現洪拳,最好的就是這部《武館》」,劉家良是名門正宗,父親劉湛師承林世榮,他在電影中忠實展現的黃飛鴻功夫傳統,至今無人能出其右。「袁和平拍功夫漂亮,但劉家良拍出來是講拳理的」,背後更是考究。
後續讓「黃飛鴻」再起高峰的,是徐克主導的「黃飛鴻」系列,以他親自執導的首兩集最值得一看──《黃飛鴻》(1991)與《黃飛鴻之二:男兒當自強》。在蒲鋒看來,這兩部「黃飛鴻」超越了以往將武術宗師塑造為民族英雄、抵抗外辱的陳套,用平等態度來看西方文化,背後反映的是受中英影響而生的香港觀點:外國人不只是侵略者,也帶來文明秩序與科技。
徐克這兩部「黃飛鴻」電影超越了以往將武術宗師塑造為民族英雄、抵抗外辱的陳套,用平等態度來看西方文化,背後反映的是受中英影響而生的香港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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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鋒談到,徐克的思想高度跳脫窠臼,但在他之後的黃飛鴻電影,許多又被中國大陸主導,仍回到民族主義的老套路。他舉例,2018年剛有一部中國大陸出資的《黃飛鴻之南北英雄》,由趙文卓主演,功夫用北方的打,又用西方醫院拿中國人來做實驗改造成怪物來醜化外國人。
在徐克的鏡頭下,黃飛鴻是一個香港文化的代表。蒲鋒舉例,有一個關鍵要素可以來解釋這一點。片中啟發黃飛鴻接受西方文化的關鍵女主角「十三姨」,應是對照所謂的「廣州十三行」而來,也就是在中國門戶開放之初,所有外國商人都要聚集在廣州的洋行「十三行」通商。他認為,十三姨代表西方文化,就是與「十三行」做對應,背後乘載著表現黃飛鴻作品的新文化觀點。「十三姨」名字受「十三行」啟發,自是純然的個人揣測,但倒能配合到角色的設定。
除了香港與中國大陸,蒲鋒也笑談,他在做黃飛鴻研究時,向來心心念念「台灣為何沒有黃飛鴻電影」。背後的惋惜之處在於,朱愚齋的小說中有敘述,黃飛鴻曾經來台灣,與劉永福參與抗日戰役,還停留在安平、恆春。「想想看,這樣該多有趣啊!黃飛鴻來台南,跟閩南人一起抗日」,講到興奮處,蒲鋒雙眼發亮,笑說:「這樣說來,台灣實在也應該是要有對黃飛鴻電影的話語權,不能都被香港與中國大陸拿去。」歡笑之餘,他也認真說,這是他在台灣第一場講座要先提黃飛鴻的重要原因。
最後談到的是葉問。曾經與詠春高手接觸,蒲鋒大力肯定詠春的實戰價值,絕不只是一般武術體操的表演技巧,在葉問之前,詠春已經有「梁贊」作為知名的銀幕形象,如1978年洪金寶電影《贊先生與找錢華》。葉問能夠竄出,王家衛與葉偉信個別拍攝的葉問電影《一代宗師》(2013)及《葉問》(2008),水準精良,自然彌足重要。然而要看葉問的生活本質,蒲鋒更推薦邱禮濤執導的《葉問:終極一戰》(2013),在描繪葉問晚年的生活狀況上,表現更加生動。
「從北方來南方,當初像葉問這樣的人,他們的社會地位是不高的,是勉強餬口的底層人物。」談葉問之餘,也講回霍元甲、黃飛鴻。蒲鋒提到,這些「宗師」人物的文化形象,都是後續創作妝點上去的。以黃飛鴻為例,史實中的黃飛鴻並沒有現今銀幕形象上的文化底蘊,反而多有不良嗜好。觀眾如今熟悉的「黃飛鴻」,毋寧經歷過後人劇本創作、關德興等演員演繹,而慢慢建立起來的。
詠春之外,南方其實還有「蔡李佛」拳,是在現實世界裡相當重要的拳法門派,可是一直沒辦法在電影市場打出名堂。1970年就有《蔡李佛勇擒色魔》,張徹也拍過《蔡李佛小子》(1976),詠春熱潮興起後,2011年也有《蔡李佛》與《蔡李佛拳》兩部蔡李佛電影問世,可是電影都不成功,始終無法帶動蔡李佛熱潮。由此更可見,電影的成功程度影響觀眾對功夫的高下判斷。
礙於時間,分享難以窮盡。蒲鋒也在講座後,主動提起相關著作,除了個人著作《電光影裡斬春風——剖析武俠片的肌理脈絡》,與劉嶔合編的《主善為師——黃飛鴻電影研究》,或是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出版的《香港電影2015》,都有收錄他針對三位宗師相關電影所撰寫的文字。閒談之餘,又聊起當年受巴斯特基頓(Buster Keaton)影響的成龍如何脫離功夫電影脈絡另闢動作片蹊徑,且聊武俠電影背後的英雄塑造如何反映時代背景。事實上,除了武俠功夫電影,黑幫電影、DC美漫、瓊瑤電影、美國導演山姆畢京柏(Sam Peckinpah)或山姆富勒(Sam Fuller)等等,同樣都是蒲鋒熟悉的領域。
不僅有電影書類的豐富收藏,也有店主本人信手拈來的典故分享與文本剖析,蒲鋒經營的「電光影裡書店」,想必會是台灣影迷另一個值得記憶的好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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