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有這麼一個感覺：現在北京在討論的不再是「台灣的什麼電影」或「香港的什麼電影」，北京現在成立的幾個龍頭公司，比如說華誼兄弟、保利博納，現在談論的方式更多是「最近華誼兄弟又拍了哪些電影」，華誼兄弟又包括了徐克的《狄仁杰》，還有《追影》也是香港導演的作品。最近這兩年以來，大家習慣討論：這家公司今年拍幾部片、導演是誰，他們不會刻意強調這是台灣或其他地方的導演，如果投資上有了著落，他們就會說是「這家公司的這部戲」。尤其香港，現在已經很難說這部片子是「港片」，他們會說這家公司有幾部電影，其中有爾冬陞一部、杜琪峰一部；上映的時候，就會宣佈香港的公司跟內地的公司合併。我估計最近大陸的公司也會慢慢持股香港的公司，這部份台灣還稍微慢一點，所以我看未來的趨勢，很可能就是台灣、大陸、香港幾家大的電影公司互相摻股，在華語地區整個範圍裡，這個市場是互相占有的。
通過這次的會晤，我希望能夠發出呼籲，是不是能夠從電影界整合，幫助台灣享受跟香港一樣的政策。香港電影發展的政策就是香港的電影等同於內地的國產片，這個想法大幅調動了香港電影導演的方式，拍的時候有很大的空間，大陸的市場這麼蓬勃，一億票房以上的電影已經不奇怪了，大家都在搶兩三億的票房。而台灣市場就這麼大，一年投資一兩百部怎麼消化得了？既然大家都在強調都是中國，那就享受中國的待遇不也挺好的嗎？
香港的電影政策實行之後，我覺得對香港導演來說特別好。例如他們想要大陸市場的時候，就拍合拍片；想要比較個性的時候，就拍一個純香港、很Local這種味道的，總之進可攻退可守。如果台灣有這樣的政策的話會更好，可以兼顧大的市場和比較獨立、有個性的表達，比較小眾的也可以。我覺得這種可能性都是由我們的交流討論開始的，大家可以把彼此的經驗告訴對方，比如說侯導演經歷了台灣電影由起到落、又從落到起；而我的開始是從內地電影落到谷底時，可是我經歷了起的過程；而陳國富導演經歷了台灣電影的起、落，又在這個時候到大陸內地去，在兩岸的電影界都有非常深入的體會。
過去在中國大陸是電影學院畢業的人才能做導演，我為什麼能做導演？是因為拍電影的導演都跑去拍電視劇了，這個時候我就自己帶著錢來拍電影，那電影廠沒什麼限制，只要有錢你就可以過來，所以就掙到這個機會。那個時候的導演大概都想當張藝謀、侯孝賢、王家衛這樣的藝術導演，因為做導演在內地掙不到幾個錢，發不了財；如果去走電影節這條路，在國際上形成影響力、拿了大獎，就會帶來很大的收益和光環。
現在就比較平衡了，因為商業片有一個大的市場可以支撐，年輕的導演也在做這個選擇，例如寧浩，據我所知，他的第一部、第二部電影都賺錢。他現在拍了第三部《瘋狂的賽車》，這一次投入一千八百萬的投資，他的投資人說賣到五千萬票房就賺錢了，而寧浩已經是破億的記錄了。如果今天賣了兩億，寧浩可能拿到一千萬人民幣的片酬，對很多年輕導演來說這是很特別的一件事。賈樟柯現在也走出來了，他也成為了一個連連在電影節上得大獎的導演，現在例如中國電信、還有Canon照相機等大品牌都找賈樟柯做形象代言人。走電影節這條路，他也掙到了錢，所以我覺得現在的環境比較好，是一個多樣化的時代。
我要說的是：對新導演來說，擺在他面前的路讓他去選擇，不論去掙錢或成為一個學者型的電影人，這兩種都是有很好的結果的，只不過是你選擇要當侯孝賢、王家衛的話，確實比較辛苦。電影節不可能培養一大批的賈樟柯，它只能培養一兩個；大家想著要走市場商業片，那就需要大批人才。賈樟柯不會有十個，這就要想想你是否能成為侯孝賢或賈樟柯。電影節在藝術上是特別嚴肅、嚴謹的，但某方面來說其實也不是，比如說王家衛的參展片還沒拍完呢，才拍了一半，就已經決定是開幕影片！你要拍一個比王家衛還要好的，拍完了他也不看！我覺得新導演面臨很多的選擇，不是只有一種電影節的選擇，其實這樣也很好，電影就是越多樣越好，我覺得不要變成只有一種。
成功的商業電影我覺得有分成兩個模式吧，一個模式就是你組了一堆大明星，一種就是不見得是因為明星，真正是電影本身特別好，我覺得兩種組合都可以。其實真正有票房號召力的大明星特別少，找明星我有個經驗：不是每天上娛樂新聞的明星就有票房，但確實有票房的明星例如劉德華、李連杰、梁朝偉、周星馳；內地我覺得真正有票房的，只有葛優，還有舒淇。所以這一類組合了很好、有最強的票房號召力，找的是這一等的明星，就有很大的媒體關注度，但是也要有非常好的步數。例如陳國富導演拍的《風聲》，有一批有媒體號召力的明星，但是我認為《風聲》會賣很好的最根本原因，是這個劇本太吸引人了！我一直跟陳國富說：你要不要就把這個劇本給我？因為我覺得在看劇本的時候就有一種很大期待感，讓人放不下劇本。
馮小剛：大陸有監製是從陳國富開始的
國富給我的感覺是一個特別包容的電影人，是我使勁把國富拉到華誼去的。因為他一開始接觸新電影，又到哥倫比亞操作了很多商業電影，他沒有太大的偏見。他做文藝片的時候有自己的一套評價的系統，他覺得這是個有價值的影片、那個是個文藝片，能夠說出一套很準確的東西，同時他絕對不會因為他喜歡文藝片就非常排斥商業電影。他非常認真研究商業電影怎麼製作，所以把他拉進來，之後每部片的就是陳國富跟我一起弄劇本的，討論結構、找合適的演員等等。
過去大陸沒有監製這個制度，都是導演摸出來的，大陸有監製就是從陳國富開始的。在這之前其實我們也不知道到底自己在幹什麼，從陳國富開始，我們大家體會到了監製的好。監製能夠在一個劇本完了以後，寫出詳細的書面意見，他會告訴你劇情每個段落、每句台詞、這個人物該怎麼修改，還有對演員的選擇，讓編劇心悅誠服。這會讓導演感覺到：你有一個可以共同呼應的、同樣在乎這個電影的人，不管幾點都可以打電話跟他聯絡，商討這個難題怎麼辦？在拍攝片場，基本上監製會去很多次現場，剪接的時候也會參與。從此之後，像黃建新也成為了香港導演的監製，從國富開始把這個好的監製制度帶入內地。
馮小剛：《非誠勿擾》受《徵婚啟事》劇本結構所啟發
《非誠勿擾》原本是想拍一個關於貴族的電影，因為內地爆發了很多有錢人，一夜之間幾十億上百億，還有一些「海歸派」，就是從海外留學回來的高科技人士，他們年紀輕輕就賺很多錢，像這樣的暴發戶就做了很多想讓自己變得有品味的事情，成為貴族。這個現象讓我越看越可笑，因為整個中國還是一個很窮的國家，很多地方還是很落後，但是突然間冒出了這麼一群有錢人，比如說他們搞了一個慈善捐款的晚宴，這個奢華的晚宴本身就花了一百多萬，然後捐款的目的像是為了失智兒童，或是拯救瀕臨絕種的鱷魚，這真的是很奇怪的一個狀況。
我希望跟國富搞這樣的一個電影，但我們一直找不到好的故事，有很多好笑的細節，但找不到好的故事，如果沒有一個好的故事和人物關係，堆砌細節的話會有問題。我們相信這樣的電影會很賣錢，因為這麼多的窮人看到有錢人就有氣，你代表他們拿有錢人尋開心。這在政治上沒有錯誤，因為政治上沒有保護有錢人，怎麼去玩他們都沒關係，也讓大部份觀眾特別開心、解氣。
這個時候，我就看到了《徵婚啟事》，覺得特別有意思，想到故事可以這麼弄！我想不出故事來，但可以用《徵婚啟事》的結構，一個一個不同的嘴臉出現在劉若英的面前，真是太好玩了！如果用這個結構的話，就把劉若英的角色改成葛優，把它翻過來變成男性的徵婚，來者是不同女性，不過也遇上了特別大的困難：形形色色的男性好寫，像色狼的、做生意的、心懷鬼胎的……什麼樣的你都可以弄，可是你不能寫一大堆這樣的女性。國富這時給我出主意：他說我覺得你可以翻轉這個結構，我在拍《徵婚啟事》的時候也沒有什麼劇本，就把劉若英擺在這裡，再請一個我認為很生動、創造力比較強的即興演員，結果有好多想不到的東西特別有意思。所以，我們那時候弄了三台膠卷攝影機，找幾十個演員來，國富和我每天都坐在那代替葛優，和每一個女演員聊，這樣用機器去拍。拍完了之後再剪出來看，有的可能講了十分鐘特別沒意思，有的突然間就出現一個亮點，看完之後我才開始寫劇本，所以《非誠勿擾》就是從這樣的一個《徵婚啟事》的經驗中出來的。
座談會照片由兩岸電影展提供；陳國富《風聲》片廠工作照由華誼兄弟提供。
